我最初見到王亞南教授，是在長汀。

1946年3月，我從美國回國后不久，即到長汀廈門大學校本部，任化學系主任。廈大在抗戰(zhàn)時遷到長汀，那時正在準備復員遷回廈門。但這一年4月的廈大二十五周年校慶仍在長汀舉行。校慶前夕，我見到了久慕大名的王亞南教授，那時他任廈大法學院院長兼經(jīng)濟系主任。

解放后，他回廈大任校長。以后，我在廈大歷任理學院院長，副教務長，研究部副部長（王亞南校長兼任部長）、部長，校長助理，副校長等職，我們一起共同為廈大事業(yè)奮斗了十幾年。亞南同志對我的影響、幫助、激勵甚多。他離塵世已十一年了，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在我腦際縈回，他那為教育事業(yè)嘔心瀝血的崇高形象，依然歷歷在目。……

高瞻遠矚 身體力行

一九五零年，政務院任命王亞南同志為廈門大學校長。

亞南同志對社會主義新型大學的性質(zhì)和任務，是十分明確的。他認為，學校的基本任務是教學。“大學一方面是個教學機構，同時又是一個科研機構，但首先還是教學機構。”而根據(jù)廈門大學的歷史條件、地理環(huán)境，又因地制宜提出了廈大的三個面向，即面向海洋，面向南洋，面向亞熱帶，為廈門大學的建設，制定了一個高瞻遠矚的方針。

他一方面大力抓教學，并身先士卒，以身作則，帶頭為高年級學生、研究生和教師講課，還擠出時間聽課，不但聽文科的，還聽理科的。時時處處不離開教育第一線，被廣大師生譽為“恩師”和“老農(nóng)”。而另一方面，他又抓科研。在他領導下，一九五二年，廈大成立了研究部，他親任部長，并讓秘書繪制圖表，按月登記各系科研項目。同年，又主持創(chuàng)辦了《廈門大學學報》，親自參與組稿、寫稿、審稿和編輯。在他的主持下一九五七年起，又相繼創(chuàng)辦了文科的《中國經(jīng)濟問題》、《學術論壇》和理科的《科學進展》，為促進科學研究、交流學術思想創(chuàng)造了很好條件。

在他任職期間，他還主持制定了一整套的校規(guī)校法，努力建立良好的學習、生活秩序并倡導文明的校風。他親自撰寫了《為培養(yǎng)自覺地遵守學習、生活紀律的優(yōu)良品德而奮斗》等文章，他認為“要想取得成效，就要有規(guī)律地安排學習和生活”，他自己便是這方面的楷模。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建議下，還做出了在?？祥_展批評及自我批評的決議，通過?？處熀蛯W生可以對校、系領導和學校的各項工作自由地開展批評，提出建議。就現(xiàn)在看來，仍然不失為一條有利于發(fā)揚民主、監(jiān)督各級領導的建設性措施。

亞南同志辦學沒有墨守成規(guī)，而是勤于探索、勇于改革，力求有所創(chuàng)新、有所提高。他強調(diào)要有組織、有領導、有步驟地開展教學改革，而不要搞一哄而起、一哄而散的大砍大殺。他認為改革是使自己的主觀認識更符合辦學的客觀規(guī)律，這樣，教育工作方能事半功倍。

一九五一年亞南同志精辟地闡述了教學內(nèi)容量與質(zhì)的辯證關系。指出當時教材內(nèi)容的弊病是明減暗不減，有的只減而不精，有的只顧量不顧質(zhì)。一九五二年，他在校內(nèi)主持成立了教改委員會并親任主任，每周一次會，討論教改問題。他主張教改既要積極又要穩(wěn)妥地進行，要調(diào)查研究，要取得第一手材料，要抓兩頭（好的和差的）進行解剖對比。那時，曾出現(xiàn)一種科研為“當前”、“當?shù)?rdquo;（所謂“兩當”）需要服務的實用主義傾向，搞應用技術研究的有些也忽視基礎科學。有位教授提出“工科取消數(shù)學課”的主張，亞南同志洞察問題所在，反對這種錯誤主張。他認為數(shù)學是科學技術的基礎，非學不可，堅持要在工科開設數(shù)學課。當代專業(yè)技術發(fā)展快，知識更新也很快。只有打好基礎，適應性才強，才能為深造和提高創(chuàng)造必備條件。科學技術發(fā)展的實踐證明他的主張是正確的。

他不僅抓文科，也重視理科的教改。他對理科聯(lián)系實際的原則十分重視，親自過問理科實驗室的建設，每赴京開會，必想方設法添置儀器設備，他曾認真聽我講授“物質(zhì)結構”課，提出中肯的理科改革的意見。

亞南同志在新廈大的教學、科研和教改的理論和實踐，證明他是一個有科學頭腦和遠見卓識的教育家。

剛正不阿 光明磊落

亞南同志既是學者，又是革命戰(zhàn)士。大革命時期及以后若干年的一些事跡，我只是耳聞。自1946年共事后，則是目睹了。

1946年廈大從長汀復員回廈門后，隨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暴政的變本加厲，校內(nèi)“反饑餓、反內(nèi)戰(zhàn)、反迫害”的進步活動也日益發(fā)展。某些人自詡為超階級者“只讀圣賢書，不問窗外事”。而亞南同志則不然，他總是關注著時事，遇事臨危不懼，敢于挺身而出。有一次，學校被國民黨反動派抓走了兩位女同學，她們在抗戰(zhàn)期間曾參加過國民黨的學生軍，在軍隊里做了一些進步工作。事后，亞南同志來找我，說她們是進步學生，必須設法援救，雖經(jīng)多方交涉，未得釋放，要我和他以教授代表的身份前去據(jù)理交涉。經(jīng)過我們的努力，使她們終于獲釋。此事給了我很大的教育，在邪惡面前，亞南同志是一位勇敢而正直的戰(zhàn)士。

在日常工作中也處處可見他剛直坦率的作風。一九五四年，陳嘉庚老先生不辭勞苦，發(fā)動華僑資助廈大建大禮堂及其它教學樓和宿舍。在禮堂設計上，陳老先生強調(diào)民族風格，提出采用木結構大梁。亞南同志雖然非常尊重這位愛國老人，但在原則問題上他總是堅持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意見。他覺得采用木結構難以持久，不能馬虎從事，他便向當時的高教部和陳老先生力陳采用鋼結構大梁的必要，終于說明了陳老，并由高教部申請到換用鋼架的費用。這座大禮堂能在一九五九年經(jīng)受住那場席卷廈門的災難性臺風的考驗，是和亞南同志的遠見卓識和堅持原則的品格分不開的。

文化大革命中，他在病中從上海被揪回廈大，寫檢查、罰跪、坐“噴氣式”，但他既不悲觀絕望，也毫不妥協(xié)。有位朋友曾將他遭幽禁時填的一首詞讀給我聽。詞的上闕是：“人生無處不作客，莫謂有家歸不得。小樓遙看海天月，不嫌窄。古稀之年早不惑。”我聽后不禁潸然淚下。亞南同志對馬列主義的堅定信念，哪怕自己蒙受不白之冤時也不動搖，實在令人感動。

對同志、對朋友他總是虛懷若谷，有著一副火熱的心腸。對我更是循循善誘地啟發(fā)我用辯證法指導教學和科研工作。1953年初夏，我結合業(yè)務學習唯物辯證法在會上發(fā)言，認為：自然科學工作者如不掌握辯證唯物主義，往往陷入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泥沼里。當時舉出了自己剛到英國聽Ingold教授講授量子力學和共振論以及在美國跟Pauling教授學習結構化學和量子力學時經(jīng)歷的情況為例來說明問題。亞南同志聽后非常高興，熱烈祝賀我，并表示在學習馬列主義大課程中與我攜手并進。這熱情洋溢的贊賞和充滿友愛的勉勵，至今我記憶猶新，他所給予我的友誼和力量，是無可估量的。

知人善任 揚人所長

亞南同志是著名的經(jīng)濟學家，深知人才的價值。廣招人才，知人善任，也是他的可貴之處。

1950年6月，他離開北京來廈大上任，就請了三位學者同行。廈門剛解放，人們對黨的政策還不了解，他一到校馬上召集全校教職工，說明黨中央、政務院對廈門大學的關心，傳達中央對高等教育的指示，解釋黨的“各盡所能，量才使用”政策，殷切希望大家發(fā)揮一技之長，為辦好社會主義新大學貢獻力量。這對于穩(wěn)定教師思想，迅速建立新教學秩序起了積極作用。

廈大雖屬老校，但解放初師資力量仍較薄弱，所以他把廣招人才作為辦學的重要措施來抓，著重從幾方面著手：

一是留用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。原廈大校長汪德耀先生在生物學方面有較高造詣，他從國外回來后，亞南同志找他談話，即任命為生物系主任。原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人員中，不乏進步的知識分子，但也有舊社會的辯護士。亞南同志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針，請來廈大，量才錄用。

二是赴兄弟院校求賢。五十年代初，廈大理科教學力量較弱，亞南同志每次外出總不忘求兄弟院校量力支援。1954年他赴滬開會請交大支援，交大決定派物理學家黃席棠教授夫婦來廈大任教。亞南同志親自登門拜訪，主動熱情介紹廈大情況和發(fā)展設想，贊揚他們的學術成就，希望他們?yōu)檗k好新廈大共同努力，使他們深為感動，愉快地來到當時還是炮聲隆隆的廈門大學。

三是聘請有專長的人士來校講學。海洋系剛成立時，缺少海洋氣象專業(yè)水平較高的教師，原臺灣省氣象臺臺長石某系海洋氣象專家，解放后因歷史問題被管制。亞南同志考慮再三后決定向有關部門請示，聘石某作短期講學。有人曾提出異議，他認為：“又不是辦黨校，只要他肯把聰明才智獻給人民，我們有何理由拒絕呢？”在他的堅持下，石先生來校任教一時，解決了缺少師資的困難。

四是對教學骨干放手委以重任。我自歸國至解放初，雖曾任化學系主任，仍總感才學不足，有負所任。而亞南同志任校長后，給我的擔子更重了。先后讓我擔任理學院院長和副教務長，后又兼任研究部副部長（剛設立研究部時，他親自任部長）、部長等。面對這些重擔，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。此外，如陳國珍、鄭朝宗兩位教授從英國回來，蔡啟瑞教授從美國歸來，亞南同志均出了力量，而且委以重任。

五是注重“尖子”培養(yǎng)。解放不久，亞南同志就提出辦研究所，招研究生以發(fā)現(xiàn)、培養(yǎng)人才，不斷為學校師資隊伍輸送骨干力量。當時廈大經(jīng)濟研究所、化學研究所都招收了研究生，亞南同志親自帶經(jīng)濟學方面的研究生，并要我?guī)锢砘瘜W的研究生。這項工作，當時在全國是有創(chuàng)見的。目前廈大、福大及科學院系統(tǒng)不少學科骨干，院所一級領導骨干，大多是那時或以后培養(yǎng)出來的。至于陳景潤同志的例子更是眾所周知了。

作為馬列主義經(jīng)濟學家的亞南同志在人才問題上，也是從國家利益和全局觀點出發(fā)的。凡需廈大支援之處，他總是慷慨答應。華羅庚同志商調(diào)陳景潤去數(shù)學研究所，他立即愉快允諾。1958年，福建省委籌辦福大，建校伊始，他毫不猶豫地將理科的近一半力量分給福大，包括他曾費大力氣從交大、浙大請來的一批老教師。這種胸襟和風格是十分難能可貴的。

身如師長 宛如父兄

自從認識亞南同志到他去世為止，歷時幾十年。無論是我或是與他共事過的師生員工。無不交口稱贊他那感人的道德品質(zhì)。他既是人們尊敬的師長，又是人們貼心的父兄。

亞南同志著書很多，積累頗為可觀。我曾與他開玩笑：“你成了《資本論》中的資本家啦！”他開心地笑了。其實，他的稿費除了兩萬元作為黨費交組織部門外，其余大多立起存折交由校財務部門保管用于學校的公益事業(yè)：夏季為家貧的學生添買蚊帳，冬季為生活困難的師生購置冬衣，逢年過節(jié)周濟有困難的教工，固定補助校辦托兒所和生活特別困苦的學生。每逢外地學者來校講學，他必宴請一次。他曾說過：“按財務制度，有些事開支公款是不允許的，我以私款支付，倒是心安理得的。”這是一顆多么寬厚仁慈、公而忘私的心??！

往往在春節(jié)前夕，亞南同志到單身宿舍看望教師，談談教學，聊聊生活。然后請大家到南普陀寺，自己掏錢請大家吃頓年飯。待大家酒足飯飽之后他才回去與家人團聚。

逢年過節(jié)，他也必到我家，那時我因子女多，生活有點緊張，亞南同志一進門拍拍我肩膀說：“喂，胖子，過得去嗎？”他時?？犊饽遥苁刮疫^意不去。然而不管怎么解釋，他總要留下些錢。這兄長般的誠意，感人肺腑?。?/span>

亞南同志逝世后，我從他夫人李文泉同志處聽說一件事。1953年曾有位女學生將用過的郵票貼在信封上重用而被查出，有關部門要給予處分。亞南同志查知她是中文系學生，又從系主任鄭朝宗教授處了解到她學習很好，平時表現(xiàn)不錯。他認為事出有因，親自請她到家面談，從中了解到她家庭非常困難。之后亞南同志拿了十五元錢讓朝宗同志轉(zhuǎn)交給她，并讓他不要告訴是王亞南的錢，而且在這之后，月月如此。最近我向朝宗同志打聽此事，他非常激動地說：“那位女同學叫張玉英，現(xiàn)在天津工作，是1955年畢業(yè)生。從事發(fā)到她畢業(yè)，亞南同志每月以十五元接濟她，均由我轉(zhuǎn)交。后來，張玉英要我告知其來源，當我告訴她是王校長接濟她時，她感動得流下了熱淚。”

一個人當他政治地位高、經(jīng)濟條件好時助人之危也許相對容易，而當他自己也處于危難之時還想到別人，那就更是十分難得了。1958年夏，全國搞一次“拔白旗”運動，亞南同志作了“對資產(chǎn)階級思想意識形態(tài)的補充檢查”。當時我任校長助理，也作了“堅決拔掉思想上白旗”的檢查，盡管他身處逆境，仍想方設法保護我。在許多場合贊揚我在國外鉆研多年，回國后仍熱愛新社會、為黨辛勤工作，如何難得等等。

在自己處于危難之中時，即使對于不熟悉的同志，他同樣關懷備至。據(jù)說“文革”中，家人為他縫制一護膝，以便批斗、“罰跪”時減少些苦痛，然而當他發(fā)現(xiàn)同時被批斗的一個同志沒有護膝時，便把護膝讓給他，結果亞南同志自己雙腿卻跪腫了。事后，那位同志十分感動。

我最后見到亞南同志，是在廈大。

那是1965年初，原高教部委托廈大主辦催化討論班。我回廈大講學，除每周十幾節(jié)課外，有時還親自輔導。一個傍晚，亞南同志到招待所找我，約我到他家，我們談了廈大的近況、福大的建設，也談到各自的生活和工作。當涉及討論班講學時，他批評我過分勞累了，要我注意身體。我們談了很久，當討論到教育事業(yè)和科學技術飛速發(fā)展的情景時，竟忘了已夜深人靜。

想不到，這竟是永別！

亞南同志那潔白如玉的道德品質(zhì)、感人的風范是我學習的榜樣；那努力實踐辯證唯物主義的教育思想是鼓舞我不斷前進的力量；那嚴謹治學的科學態(tài)度將永遠銘記在我心中。

（本文承福州大學王云亭、李正午，中國科學院福建物質(zhì)結構研究所蔡良機、鄭瑜同志代向有關方面收集原始材料，編成初稿，謹致謝意。）

（本文原載《王亞南與教育》，福建教育出版社，1981年